草木之名皆有情
一点也不夸张地说，人类之所以贵为万灵之长，就是因为他们会起名字。哪怕是我们随口管一个人叫“高个儿”，管另一个人叫“胖子”，我们都是在动用所有动物智力中最高级的技能——用语言表达概念。
可是，当我们放眼打量大千世界的时候也不得不叹息：这世界实在太复杂了，能够起名字的事物实在太多了！难怪在任何一本一般的词典里，数目最多的词语总是名词——就是用来表达事物名字的词。
就拿植物来说吧，按照今天科学界的定义，植物是指能够通过叶绿素来进行光合作用、自己制造养分的生物（当然啰，这只是一个简化的定义。如果你问我菟丝子这样不含叶绿素、不能进行光合作用的怪物是不是植物，我也会说“是”）。植物可以分为绿藻、苔藓植物、石松植物、蕨类植物和种子植物5大类，其中以能够结出种子的种子植物数目最多，全世界有20多万种。
尽管这个数目远远比不上全世界昆虫的数目（据估计有1000万种，占所有现存生物种类的一半），但也已经相当可观了。按照已经在2004年全部出版完毕的《中国植物志》，中国有种子植物将近3万种，是世界上种子植物种类最丰富的国家之一。即使在我居住的面积只有1.68万平方千米的北京市，野生的种子植物也多达1700余种——把它们的名字列成表打印出来，需要好几十页纸。
参差荇菜，左右流之
《诗经》的第一篇《关雎》就提到了名叫荇菜的植物。
在中国文化里面，有很多植物的名字从先秦时代就频繁出现在各种典籍文献中，在这些名字之上积累的人文知识，也便如滚雪球一样越积越多。
就拿桃子来说吧，古代中国人很早就开始种植这种水果了。现在学界公认，桃树就是在中国得到驯化的。《诗经·周南·桃夭》的第一句就是“桃之夭夭”，本意是说桃花开得十分繁茂，后人却取了“桃”的谐音，把这句诗变成了“逃之夭夭”，意思也变为调侃人逃得远了。
“桃花源”也是和桃有关的著名典故，典出东晋文学家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。在这篇脍炙人口的文章中，陶渊明描述了一个与世隔绝、安祥宁静的田园世界，从此人们就管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世界叫做“世外桃源”了。
在《韩非子·说难》中则记载了弥子瑕分桃的故事：传说春秋时的卫灵公喜好男色，宠爱一个叫弥子瑕的人。有一天，二人同游果园，弥子瑕摘了一个桃子吃，觉得味道甘美，就把吃了几口的桃子递给卫灵公吃，给卫灵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。后来“分桃”就成为指代男同性恋的著名典故了。
然而，中文植物名（或者更严格地说是汉语植物名）也不过是世界上所有植物名称中的一小部分。其他语言中也有大量的植物名称，它们也都承载着大量的文化信息。这么多的植物名称固然是人类文化的宝库，却也给彼此的交流带来了很大困难。
比如马铃薯是原产南美洲的重要粮食作物。在汉语中，我们除了这个正式的名称外，习惯用“土豆”作为通称。此外，在不同的地方，它还有洋芋、洋山芋、山药蛋、地蛋、薯仔等名字，而《中国植物志》又管它叫“阳芋”。在别的语言中，马铃薯又被叫做potato（英语）、pomme de terre（法语）、Kartoffel（德语）、práta（爱尔兰语）、картофель（俄语）、ジャガイモ（日语）、감자（朝鲜语）……所有这么多名字，指的都是同一种植物，这就是“同物异名”现象。
说到植物的同物异名，不妨在上面这个老生常谈的例子之外，再举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情。2012年7月，我从友人那里得知，新疆有一种叫做“雪菊”的植物，据说只长在天山山脉的高海拔地区，是新疆特有的、和雪莲齐名的珍贵野生植物。把它的花摘下来泡茶喝，据说可以调节三高、减肥养颜云云。起初我还真以为是什么稀有濒危植物，然而当我在网上看到雪菊的照片之后，却差点从椅子上跌倒——这不过就是原产北美大陆、作为观赏植物引种到中国的“两色金鸡菊”，在中国很多城市都有栽培。怎么它到了新疆，就被吹捧成“稀有高寒植物”“天山雪菊”了呢？
被大肆炒作的两色金鸡菊。其实，哪怕是去一趟超市，我们也能看到被称作“蛇果”的苹果，称作“奇异果”的猕猴桃，称作“提子”的葡萄，称作“车厘子”的樱桃，称作“碧根果”的美国山核桃。当有些人一本正经地分辩说“提子不是葡萄”的时候，我们便再次看到给熟悉的事物另起陌生的名字所造成的巨大威力。
进一步的了解，更使我义愤填膺。从2010年起，新疆当地开始炒作这种植物，很多维吾尔农民便大量种植。然而到2012年，“雪菊”的炒作崩盘，价格一落千丈，很多农民收获的“雪菊”都卖不出去，损失惨重。这无疑是“同物异名”现象导致的一场悲剧——如果奸商们没有取“雪菊”这样一个不见经传的诱惑性名字，进而在其上编织“稀有高寒”的美丽谎言，如果人们只知道这种花叫做“两色金鸡菊”，它的英文名字是tickseed，那么这场炒作也就不太可能发生了。
除了同物异名，自然还有同名异物。菩提树是佛教中的圣树，传说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曾在印度一棵菩提树下打坐七七四十九天，终于大彻大悟。然而，这种圣树是热带树种，在中国只能露天栽培于广东、广西、云南、海南等省区。在靠北的长江流域，寺庙里只好用无患子树代替菩提树，却也管它叫“菩提树”。在更靠北的黄河流域，则用银杏充当菩提树。在青海的高寒地区（比如湟中的塔尔寺），连银杏也长不了，便只能用暴马丁香顶替菩提树了。这还不算完，现在的很多外语词典中，都把英语的lindenwood、德语的Linden、罗马尼亚语的tei、俄语的липа翻译成“菩提树”，于是搞出了“菩提茶”、“《菩提树》”（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的一首歌曲）、“菩提树下大街”（德国柏林的一条大街）、“《菩提之恋》”（罗马尼亚的一首流行歌曲，后来被翻唱成《不怕不怕》）之类译名——然而这里的“菩提树”不过都是椴树的误译罢了。
真正的菩提树（Ficus religiosa），中科院北京植物园温室栽培。
用死掉的语言创造有血有肉的名字
为了解决这些同物异名和同名异物的问题，在18世纪，瑞典非凡的博物学家卡尔·林奈（Carl von Linné，拉丁化的拼写则是Carolus Linnaeus，1707－1778）创立了直到今天还被植物学界奉为圭臬的植物命名法则。
植物命名法则的细节虽然很复杂，但它的基本原理很容易理解。首先，林奈是用拉丁文来为植物命名的。拉丁语是古罗马帝国通用的语言，不过在林奈生活的18世纪，在民间已经没有人使用了。然而在那时候，不同的国家各自有不同的语言，有的还不止一种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各个国家的学者为了能够相互交流，就只好继续使用拉丁语。林奈的很多著作都是用拉丁文写的，所以他用拉丁文来为植物命名，也就顺理成章。这样还有一个好处——因为那时的拉丁语已经近乎死语言，再不会有很大的发展变化了，所以用拉丁文为植物命名，可以保证命名系统的稳定性。
有了这种拉丁文的“科学名称”（简称“学名”），世界各国的学者交流起来就容易多了。比如马铃薯虽然有那么多的名称，但是学名就只有一个：Solanum tuberosum。那种被另外起名“雪菊”的北美植物，常用的学名也只有一个：Coreopsis tinctoria。至于各种“菩提树”和“蓝铃花”，也都各有学名，不相混淆。曾经困扰人们的植物命名问题，便这样解决了。
左：苏格兰的“蓝铃花”——圆叶风铃草（Campanula rotundifolia）；右：西非的“蓝铃花”——蝶豆（Clitoria ternatea）。图片来源：维基百科。
植物的科学命名实际上是一个相当繁琐的工作。学者们先要亲自采集或者派人采集标本（有时候甚至要冒生命危险），然后在标本馆中比对大量的标本，确定这些标本所代表的植物物种的范围和亲缘关系。接着，他们还要爬梳文献，找出相关的学名，如此才能为一种植物正确地定名。有时候，为了确定一种植物的正确学名，竟然需要几代人数十年的工作！
然而，作为对植物分类学家这种枯燥工作的奖赏，他们具有令人羡慕的为新植物命名的特权。他们可以用自己景仰的人、自己的良师益友甚至自己的爱妻娇儿（有时候也是自己讨厌的人）为新植物命名。新的植物学名一旦合格发表，如果没有特殊原因，便不能被废除或代替，后来的学者只能老老实实地使用这个名字。于是，许多在史书中鲜有提及的人物，却在植物的学名中保留了自己的名字，并借此而不朽。除了人名，在植物学名中还能找到大量的地名、方言词等特殊词汇，它们无不携带着和植物相关的宝贵信息。
这样一来，植物学名也便承载了众多的历史和文化。看似冗长无趣的植物学名，其中往往蕴含着命名人的好恶，反映着植物学家的生平，甚至书写着一个国家的兴衰，折射着一个民族的气质。这些用拉丁文这种死语言的文字创造的名字，如果能够得以正确的解释和考证，便会成为信息丰富的史料，我们能够从中钩沉出一件件陈年旧事，不但可以匡补正史之缺，即使是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，也往往不输明星们的八卦新闻。
我想，我们不光要“多识”于草木之名，也要“多解”于草木之名。认识名字，是我们发挥万灵之长的智慧的第一步；而只有用心了解和体会名字背后的信息，才会让我们把外在的知识最终转化为内在的心灵体验，真正感受到精神生活的无上乐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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